你投訴,我又投訴。
人家開罪你,你便要投訴。
人家太善良又會被投訴。
想得到好處又要靠投訴。
難度要投訴才拿到好處?
還是為了投訴而投訴。
為何以前沒有這麽多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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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投訴,我又投訴。
人家開罪你,你便要投訴。
人家太善良又會被投訴。
想得到好處又要靠投訴。
難度要投訴才拿到好處?
還是為了投訴而投訴。
為何以前沒有這麽多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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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不能加價,車長又要加薪,巴士公司如何是好。
最近留意到微調巴士班次是一個有效增加盈利的方法。
例子:
九巴路線 80k 及 86
背景資料:
80k : 新翠 <-> 愉翠園 (全程車費: $4.4)
86: 黃泥頭 <-> 美孚 (全程車費: $7.8,設分段收費)
表面上看,這兩條兩路好像無甚麼關係。但事實上兩線由沙田新城市廣場至愉翠園一段基本上是重疊的。
沙田新城市廣場巴士站是一個較大的有蓋巴士站,有蓋車站等於焗到飛起(特別在夏天)。
80k 與86線要共享同一個巴士站的,而這個巴士站經常出現等候80k的人龍。筆者留意了大本年,每當80k的乘客等到不耐煩的時候,就會有一架86出現。乘客當然一湧而上也不願留在這個大廢氣車站內。
巴士公司透過巧妙的安排,令乘客選擇86線。86線在獅子山隧道後的分段收費是$5.0,較80k多$0.6(13.6%)。這$0.6實際上是純利,因巴士公司的資本開支及基本開支並不會增加。跟據載通 (HKSE:0062) 2008年的業績報告顯示,員工成本,燃油,零件,隧道費開支佔總開支近50%。以這個分佈及以下假設算計:
只計算重疊路段(即新城市廣場至愉翠園)
估計 80k 的成本是 $4.4 * 50% = $2.2
推算 86 在這路段最多是同一成本 (實際成本應是較低,因非重疊路段的攤薄)即$2.2
80k 的純利是 $2.2
86 的純利是 $2.8 較 80k 多 27.2%
假設每天只有一半乘客被逼轉搭了 86,每天的純利就增加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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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解釋到點解女人偏向要買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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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多女少儲蓄高 「鹹濕佬」多罪案低 – 2009 年 7 月 7 日 林行止專欄
近讀二篇「未定稿論文」(稱 Working paper 和 Research paper,在網站貼出〔過往是分發行家過目〕後如反應不差再修訂為正式論文交學報發表),均與經濟大計無關然有趣有建設性,茲簡介如下。
一、
分別在哥倫比亞大學和華盛頓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任職的經濟學家魏尚進(Shang-Jin Wei)及張曉波(Xiaobo Zhung),剛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發表題為〈儲蓄動機比較─中國性別差距與儲蓄率的論證〉(NBER Working Paper No.15093)的「工作報告」,指出迄今為止,對中國高儲蓄率的研究未算全面,據他們的看法,除了積穀防飢、社會福利不足、收入不穩定以至消費社會尚未進入先使未來錢時期等,提高了人民普遍儲蓄意欲之外,還有性別人數不平衡此一重要因素必須考慮。非常明顯,在農業社會傳宗接代思想根深蒂固之下厲行一孩政策,男孩肯定多於女孩,那等於婚姻市場上,過多的男孩追逐比較上稀有的女孩,競爭劇烈,毋庸贅言。
適婚男性怎樣才能在婚姻市場突圍「奪得愛人歸」,換句話說,男性要具備什麼條件才能獲女性垂青?答案很多,比如相貌、人品、健康、職業及家庭背景等等均為不可忽視因素,唯最重要的一項也許是有較高的經濟能力,這意味財富多寡與能否獲女孩芳心(和其雙親的愛心)有正比關係。這種結論不是人人同意,然而,作者們爬梳內地一百二十二個鄉鎮及七十個城市的家庭調查 (household surveys)統計,得出有男孩家庭的儲蓄率比女孩家庭為高,這豈不是適婚女孩或她的雙親在談婚論嫁時看重金錢因素的明證─為了不打無把握的仗,有男孩家庭都會及早籌謀,貯足銀彈!
作者們指出,財富在婚姻特別在求婚過程中的重要性,普世皆然,非中國獨有,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和印度等男女性別比例明顯失衡地區「碰巧」亦有很高的男性家庭儲蓄率。金錢在男女關係中舉足輕重的世界性,可從名歌星麥當娜的《拜金女郎》(Material girl)這二句歌詞見之:「只有節儉的男孩才能與我共度時艱」(Only boys who save their pennies/make my rainy day)。麥當娜(應該是詞作者)已把「男人儲蓄能力高下與在談情說愛上成敗掛?」!
從生物進化上看,在自然世界,「體魄強壯」的雄性野獸在求偶上佔絕對優勢(幾乎所有的動物都如此),「適者」可和雌性交配把基因世代相傳,為達此目的,「大」者生存,「小」的被淘汰,結果是雄性的體型及肌體結構均比雌性大,這便是自然選擇優勝劣敗。人類未開化時亦應如此,代代相傳,那是如今男人軀體一般都比女人高大的底因;不過,進入高度文明社會後,「大隻」已不那麼重要,戀愛中的男性也許發覺「大」屋、「大」汽車和「大」儲蓄戶口更不可或缺!
一孩生育政策令內地男女人數不平衡,統計數字顯示情況非常嚴重。「工作報告」指出在二○○五年,二十五歲或以下的男性比女性多三千萬人;至二○○七年,此一年齡世代的每五名男性只有四名女性,在婚姻市場上適齡女性供不應求,彰彰明甚。「工作報告」沒有考慮的是不少鄉鎮適婚女性進入城市的服務性行業工作後從此退出婚姻市場,令其供應不足程度愈甚。
在一九八○年,中國新生嬰兒的男女比率為一百女比一百零六男,此為男性人數偏高但非不可接受的水平;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男女嬰兒差距開始擴大,至二○○五年為一百女比一百二十男,估計○七年的女男比率為一百與一百二十四。作者們指出,排除男同性戀、移民及與外國女人結婚,依然有許多娶不到妻子的光棍(bare branches)。現在中國適婚男性比女性多出三千萬,在十三億人口大國,這是小數目(已比很多「西方大國」全國人口為多),但在適齡男女階層,小數目卻是大問題!
二、
芝加哥西北大學法學講座教授狄亞麥陶寫了一篇有趣的「研究報告」:《色情作品普及色情暴力事件下降》(可於 anthonydamato.law.northwestern.edu/ 見之),一句話,人人做「靜態鹹濕佬」,欣賞色情光碟和閱讀色情書刊,令強姦等色情犯罪下降。大概是由於○六年六、七月間《華盛頓郵報》和《芝加哥論壇報》相繼以「強姦下降」為頭條新聞,令狄亞麥陶翻查相關統計資料,終於得出上述的結論。
根據《罪犯受害全國調查》及有關當局編彙的網絡普及性統計資料,這名法學教授指出一九八○年平均每千名美國人有二點七宗強姦事件,此數字一路下挫,至二○○ 四年的同比率已跌至零點四宗(即平均一萬人才四宗),二十五年強姦率(rape rate)大挫百分之八十五,「比大蕭條期美股跌幅更甚」!
強姦案件減少,原因多端,比如女性普遍接受迴避「風險」的指導(包括「功夫」)、可能強姦犯因他罪正在獄中服刑及男性通過性教育了解女性「說不等於不」(no means no;女性說不等於同意〔no means yes〕一度是人們的共識)因此不會因誤解而犯罪;此外,統計顯示吸毒人數上升但道友犯罪率下降,間接令色情罪案減少。
狄亞麥陶承認上面諸項理由的積極功用,然而,他指出最重要是色情玩意自由化大眾化,才使風化案件急挫。當一九七二年四級色情電影《深喉》上演時,只有成年人才能租買(電影院亦只售成年人票),但此後逐月開放,不僅色情電影多如牛毛,色情刊物亦成行成市,而且人民有消費色情物品的自由;網絡興起之後,「上網看鹹片」更成為一門大生意(數據見六月二十四日「香島論叢」),其年收費比美國三大電視網絡ABC、CBS和NBC的總營收還多!
色情「藝術」普及化與色情暴力下降,並非憑想當然,而是有數據為證。狄亞麥陶編列排比美國「上網最普及」(阿拉斯加、科羅拉多、新澤西和華盛頓)和「最難上網」(阿肯薩斯、肯塔基、明尼蘇達及西維珍尼亞)州份的色情罪犯數字,證實最開放最多人上網的新澤西,其強姦案件由一九八○年的三十點七宗跌至二○○○年的十六點一宗;除了阿拉斯加州,其他州份亦有類似情況。
一如街上警察多罪案下挫及人民有權擁有槍械減少械劫案一樣,人人有「看鹹片」的自由亦令色情暴力案件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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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4日
往之不諫變生不測 來者可追為後人謀
——六四二十周年建議設立資料館
林行止
未到六月,看到不少令人納悶的小事—立法會上,詹培忠議員說,軍隊開了進去,廣場的燈熄了,漆黑中,我們看不到發生什麼事情……。
當年聲援六四的聯署行動,曾經簽下名字的社會賢達,像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她回應記者的詢問時表示,對於自己曾否簽署,已經印象模糊,只知道那場風波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由於內情複雜,所以不擬對其是非妄加論斷。活到老學到老、對歷史猶有所長的查良鏞博士,還有春風得意、流露出當未來行政長官意願的梁振英先生等等,他們乾脆拒絕就有關事情再作回應。
畢竟二十年了,目睹「風波」發生的一代,有人看不清、有人記不起、有人不想提,那是「各適其適」的現實。認為六四不可或忘的人們,除了繼續在紀念性集會上高喊幾聲「毋忘六四」外,還有什麼其他板斧?
如果希望年輕人多點認識天安門風暴的真相和意義,那麼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陳一諤的六四言論,縱有扭曲失實,同校同學們有權向他投以不信任的罷免票,心繫承傳的輿論界卻須出言審慎,指出謬誤的同時,理該避免置一個剛滿二十歲的青年人於千夫所指的角落。
互聯網上,聽到有人裝神弄鬼以海外傳媒名義與陳一諤進行訪問前「摸底」的錄音片段,那種所謂「引蛇出洞」的設計,不誠實得令人反感(錄音片段中,兩名疑似主持以節目尚未開始的「熱身」姿態與陳一諤對答,有意乘其不備,引他跌入語言陷阱),陳一諤在不知道已被錄音的情況下,說到自己是支持平反六四的學生,不過他感到支持者當中,有些人是偽民主,因為他們只以自己的看法為標準,不容別人有所懷疑,而這種不容異議的專橫,與紅衛兵何其相似……。
青年人有青年人的觀點,為求平反、指望有來者接力的人們,陳同學的話也許指出了部分得理不饒人的盲點,疾言厲色與變相的一言堂會令青年卻步,妨礙他們探求事實的視野,嚇退他們理解政治的膽量。
令人不那麼氣悶的事情也不是沒有的—根據趙紫陽「完整錄音」、為「還原歷史」而成書的《改革歷程》,終於趕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出版,意義重大。
書中第一部分第一章記錄趙紫陽的第一段說話:「七年以前(書中注釋指一九九三年),我怕有些事忘了,曾經把六四的一些事寫過一個東西,算是留下一些記事吧!現在我按這個材料來講,其中有些事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的發言中已講過了,有些是沒有講……。」
趙氏因為流露同情廣場絕食學生而被中共的核心領導層摒諸門外,打成「支持動亂分裂黨」的界外人,他遭軟禁至終老的十五年間,對自己那段錐心瀝血的經歷,尚且有「忘了」的憂顧,人們對記憶之難於「永誌」,能不提高警覺?
支聯會今年的主題是「毋忘六四.繼承英烈志,薪火相傳.接好民主棒」。召集群眾、搞群眾運動的人,難免要借響亮的口號鼓動人心,可是每年舉著大同小異的標語、狠狠地喊上幾千幾百遍「毋忘六四」,並不足以「薪火相傳」;認識事件、記住教訓,八九當年的文字報道、錄音錄像與圖片,實在需要有意識地集中保存以免散佚。有關六四種種,香港的教科書內容要多詳盡才夠全面?那是費時失事、吃力而又收穫有限的爭拗;設立六四資料館,讓後來者看到最接近真相的事實根據,才是一樁更能發揮「薪傳」作用的實事,也是抵擋記憶被淡化、被閹割、被磨滅的有力防衛。
《改革歷程》讓人清楚看到當年北京核心領導層的路線之爭,黨之大老對「自由化」關係黨的存亡深以為憂,色厲而內荏。
早在一九八九年之前,胡耀邦已為傾向縱容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八六學運失控而背上責任被迫辭職(八七年一月)。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氏去世,學生發起悼念活動,迸發很多對社會不滿的聲音,當中包括對「老人政治」的不滿。由學潮擴大的群眾示威,再度被權力核心視為「長期反自由化不力」的後果。趙紫陽主張緩和事態的方案派不上用場,李鵬為首、認為示威嚴重影響穩定須予迎頭痛擊的一幫,說服了鄧小平給運動嚴厲定性。
趙紫陽走進廣場,試圖勸止學生不要絕食,低聲下氣的溫厚是黨性不夠堅定的表徵、是縱容自由化威脅黨國安危的鐵證,為要消滅星火、遏止自由化所引起的風頭火勢,有什麼比黨與黨總書記恩斷義絕的劃清界線更為震撼?打著恢復社會秩序的令旗,軍隊黑夜開入廣場清場!
《改革歷程》中,有關黨國元老對經濟建設和體制改革的分歧,著墨甚濃。年紀老邁、健康不佳的鄧小平,雖然名義上只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卻軍權在握,他的說話,管是身處最高官職的黨總書記或國家總理,也不得不躬身從命、奉若綸音。書中近似這些大可歸類為黨內矛盾的事跡,原本是「雲深不知處」的、「宮廷」層面的人和事,一般人豈能瞭如指掌?要不是由當年的黨總書記親自憶述,不少足以印證日後歷史變化的情節,也許便難見天日而長埋於歲月之中。
到今天為止,多數人看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運動,只是年輕人以赤子之誠反貪腐、反官倒,反各種不良的社會風氣,可是中央政府卻立足高崗,將其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那顯然是把黨國核心的內鬥與廣場群眾運動串連到一起,掛鈎、扣帽、打擊,而猛力鎮壓的悲劇由此而起。
平反六四,給無辜傷亡者、避走他鄉的人士討回並非謀反的清白,當年廣場上的學生代表、工運領袖和在現場採訪的記者,他們的表現、談話、報道,一言一行、一字一句,除了是後來者了解情況、明其大義的根據外,也是尋求六四平反的一種助力。
香港是最適合設立六四檔案資料館的地方,因為我們是中國境內最自由的特區,又是國際性城市;這裏資訊流通,言論無禁,如果在中國境外,如美、加的某一城市成事,別有用心之類揣測,會把事情複雜化;由專業人士、以嚴謹的學術態度進行大規模的資料蒐集和整理,這樣的資料館,大可成為國人政治文明的一個座標。
在港設立六四資料館還有另一重意義,那是因為「短期」看來,全國受八九風暴影響最深最廣的,要數香港。
當年京城的「宮闈鬥」塵埃落定,中央一連串的人事變動,並沒有改變維持經濟開放的國策,人民在物質生活的進步中得到滿足,政府緊抓政治的影響所及,並不是百姓日常生活動輒觸碰得著的掣肘。在資訊經過濾的內地,曾驚動全國、震動世界的天安門「風波」便不聲不響地淪為一樁人們若非不知不曉、便是不聞不問的舊事。
六四震盪給香港帶來的負面影響,至今仍然揮之不去。
那一年,距離回歸只有八年,中英雙方安排過渡原是在體諒港人心存畏懼的大前提下進行,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統戰工作相當出色,拉攏效力香港的各界人士,基本是以能者居之為起點,草擬《基本法》工作得體踏實,便為一例。
六四發生,許氏涉嫌縱容駐港左派機構支持學運而失位在先,又因用心於「革政挽革命」,提出「和平演變」的考慮而為北京所不容,身臨險境,避走美國;接替的周南,作風強硬,對港人不假辭色,用人唯「親左」或「排英」,開以後從公從政必須表忠的媚風。期間英方派來的總督彭定康,未諳中國國情,是來自民主體制的典型政客,二人共事香港過渡,意氣之爭不絕。如今特區政府建制中所有畸形設計,像選舉、像立法會議事程序的投票機制,全因發生了六四而扭曲。香港不再是以前的香港,缺乏和衷共濟的領航,為害至今;若非那變故,香港的政治體制與民主步伐,想必較現有的健康、健全。
撇開對政府構建的打擊,港人所受的六四傷痛,不是血濺當場,而是後患連年的內傷。當年面對回歸的香港人,本就心情忐忑,看到北京支使軍隊對付廣場群眾那種殘酷野蠻的手法,久存心底那種對一黨專政自由不保的懷疑迅即轉化為對北京的憤慨、對廣場人民的同情。人心激蕩凝聚為力量—除了有些人為支援民運、協助逃亡而奔走外,更多人是自求多福,為自由作出諸如移民的抉擇;多少家庭因此而連根拔起長居異地改寫一生?留在香港的,為了現實,有人裝聾扮啞,有人不惜打倒昨日之我,有人繼續憤憤不平,都不坦然。
香港與八九種種,盡是歷史素材,可以是資料館中非常深刻動人的檔案。如果資料館之設只是為延續六四記憶,那意義便極為有限,若是從見血與不見血的教訓,領悟到達致自由民主和諧社會的啟迪,那才是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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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六‧四」都會有人提醒大家。今年是 20 週年。
陳一諤
曾蔭權
呂智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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